本文字稿為史語所研究員陳昭容女士2005年7月23日在史語所的演講摘要，文稿未發表。

一、序言

中國商周時期青銅器盛行，貴族常以銅器作為生活及祭祀用具，去世後，將大批銅器作為隨葬品，貴族在遇到緊急事故時，也會將青銅器埋在窖穴中，以逃過災難。這些青銅器，後代不斷自地下出土，所謂「地不愛寶」，使我們有幸能夠看到這麼多珍貴的藝術品。

最早見於紀錄的青銅器出土，是西漢時期，漢武帝「得鼎汾水上」（《漢書-武帝紀》），以為祥瑞徵兆，遂將年號從「元狩」改為「元鼎」（ 116 BC ）。許慎《說文解字-序》也提到：「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，其銘即前代之古文。」但終漢之世，青銅器並沒有成為研究的課題。

直到北宋金石學興起，青銅器作為研究的素材，脫離祥瑞、古玩的色彩，士大夫（如歐陽修、劉敞等）醉心投入，加上皇室（宋徽宗）對古器物，的喜愛，上行下效，甚至出現專為古董買辦的掮客商販，古物成為市面流通的商品，文人雅士聚集摹挲交流，蔚為風氣。

宋代造紙、印刷術、墨拓技術的發展，為青銅器銘文及器形的流傳提供了方便。當時編成的圖錄類青銅器專書，最著名有呂大臨（ 1040-1092 ）的《考古圖》十卷、編者佚名的《續考古圖》五卷、宋徽宗敕編《宣和博古圖》三十卷。這些圖錄成為後世青銅器著錄家編輯的準則，直到清代銅器研究大興，編輯圖錄所採取的體例大抵仿此。

二、甚麼是全形拓？

墨拓之法，始於六朝，最早是用來拓漢魏石經及秦刻石。唐代以後大行，宋初，遂用以拓古器文字。一般的墨拓是指平面的拓印技術。所謂的「全形拓」，又叫立體拓、圖形拓，是在一張平面的拓紙上傳達出立體的器物圖像，與平面製拓有所不同。

宋代金石學興起以來，至二十世紀初照相技術未普及之前，傳遞青銅器形制主要是以摹繪為主，全形拓是十九世紀中葉才興起的一種特別技藝，結合素描、繪畫、傳拓、剪紙，在平面的拓紙上傳達立體的青銅器形制與花紋。

全形拓大約有三種不同的作法：一、分紙拓，是局部以小張紙拓製後，加以拼貼成整器圖形。嚴格的說，這只是平面的拼貼而不是立體的器拓。二、整紙拓，經由多次的上紙、挪移，將全器的立體形狀及花紋完全在一張紙上拓製完成。三、翻刻拓，是將器物圖形及花紋先刻在木或石版上，然後拓印。在實際運作時，常會結合局部分紙拓和翻刻拓的方式，將較難的局部採分紙或翻刻方式，完成一件作品。

全形拓的發展分為幾個階段：

（一）早期的全形拓（嘉慶 1796-1820 至道光 1821-1850 之間）

拓製彝器全形，始於馬起鳳。《金石屑》一：三三錄有一件漢洗，馬氏題記說明是戊午（ 1798 ）六月十八日所做。馬起鳳的學生六舟（釋達受， 1791 -- 1858 ）得其傳授，阮元稱為「金石僧」，六舟學生李錦鴻也長於全形拓。此外還有張廷濟（ 1768-1848 ）編纂的《清儀閣金石文字》中，也有收有幾件青銅爵全形拓。

全形拓的技法在初始之際，通常器物小件且線條紋飾簡單，習慣以平面的拓法來做立體拓，不講求透視，也分不出陰陽，如同由木刻印成。

（二）發展期（道光 1821-1850 後期至咸豐 1851-1861 ）

清代金 石學家（陳介祺 1813-1884 ）是全形拓發展的關鍵性人物，他是 山東濰縣人。道光二十五年 (1845)乙巳科進士﹐授翰林院編修。不久棄官歸里﹐終生未再出仕。他大量收集青銅器及璽印封泥等，常與其他學者應酬往來，互相交換資訊、定期切磋。交流方式主要以拓片傳遞。因此陳介祺大量製作拓本，也不斷研究傳拓技法。所謂濰城形拓，多半事先做出實物大小相同的畫拓稿，再浸木製版，進行傳拓，整個過程要求精緻、細巧、輕盈、潔淨。毛公鼎曾由陳介祺收藏，他所拓的毛公鼎全形拓就是一絕，傳世數量不多，極其珍貴。

（三）成熟期（同治 1862-1874 光緒 1875-1908 民國 1911-- ）

西方的素描透視方法傳入中國後，應用到傳拓上，使得全形拓作品，在透視上較為準確、明暗深淺也都掌握較好，在明暗之間還以漸層處理，光線十分自然。周希丁（ 1891-1961 ）為其中代表人物，他拓過陳寶琛及羅振玉等名家的收藏。陳邦懷評「審其向背，辨其陰陽，以定墨氣之深淺；觀其遠近，准其尺度，以符算理之吻合。君所拓者，器之立體也，非平面也，前此所未有也。」（〈悼念周希丁先生〉《文物》 1962.3 ）希丁大弟子傅大卣（ 1917-1994 ）及其子傅萬里都得其真傳。另有馬子雲（ 1903-1986 ）及其弟子紀宏章也都長於全形拓。

三、全形拓的定位及其遺緒

從宋代以來，青銅器器形的流傳，主要是靠摹繪，即使在照相技術發達的今天，青銅器的線圖仍廣為採用。全形拓從嘉慶道光興起、逐漸流行以後，主要是以拓本方式流傳。直到石印、珂羅版印刷、照相印刷興起之後，印製便利精美，成為金石學圖錄的主流，迅速而大量產出。全形拓這種費時費工的純手工藝術，師傅難尋，傳承不易，逐漸成了希罕而珍貴的藝術品。

欣賞全形拓的時候，需考慮到全形拓作為金石學圖像傳統的一部份，曾階段性的起過傳遞器形圖像的功能。就藝術而言，全形拓也應有一席之地，尤其是兩本以全形拓為主的著錄《澂秋館吉金圖》（ 1931 ）、《栘林館吉金圖識》（ 1940 ）印刷出版，可以看到照片未必取代精好的全形拓，其中存在傳拓師的巧思及細膩，是新技術無法取代的。

在金石學研究之外，青銅器全形拓也與繪畫結合，成為清末到三零、四零年代畫壇上獨特的一個門類，深受大眾喜愛。傳統繪畫中的「博古畫」是結合古器物圖形及花卉蔬果等配製而成畫面。古物處理或是直接勾畫器形，或是以器物全形拓直接安排在畫面上，加上折枝蔬果點染花卉，傳達一種古意盎然的趣味。紙本傳拓的古器物圖形，做為一種半成品，介入畫家的創作過程中，收藏家、傳拓師及畫家三方聯手合作，器精、拓精、畫精，共同完成一件藝術品。

1928 年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之後，在所長傅斯年先生的領導下，上窮碧落下黃泉，為搜尋研究資料不遺餘力，豐富的金石拓片成了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的珍藏，其中包含了大約兩千餘件青銅器全形拓片，其中包括吳式芬、陳介祺、柯昌泗、馮恕、孫壯、羅振玉等金石名家的收藏，傳拓者多為高手，如周希丁、王秀仁等，質精量多，頗為可觀。收藏名家劉體智（善齋）先生於 1932 年將善齋所藏銅器全形拓四百餘紙，捐贈本所，為本所全形拓藏品之大宗，精金良墨，彌足珍賞。